近日，有消息称，周立波在美国因涉嫌“私藏枪支”“非法持有毒品（中国法律罪名）”被美国警方拘捕。此后，交保证金后被法庭裁定予以保释。
经业内人士比较，美国的法律似乎更加宽容。
在我国，周立波涉嫌的这两个罪名，都是比较重的罪，取保候审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，“私藏枪支、弹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，“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、海洛因五十克以上等毒品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；在上述持有量以下的，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根据周立波的情况，我国法律还有加重情况——数罪并罚。按照以上刑法之规定，周立波将会以非法持枪并持有毒品的犯罪，是可能予以重判的。这两个罪加之数罪并罚，无论如何，不可能“取保候审”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，只有有可能判处缓刑的或因特殊原因（如孕妇）方可“取保候审”，对非法持有枪枝弹药和非法持有毒品是不会像美国纽约州那样给予“保释”的。
我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为什么如此差距之大呢？除社会原因和历史渊源外，仅从法律层面讲，这是因为我国刑法把犯罪的“社会危险性”作为确定对犯罪进行处罚的考量标准，我国刑罚没有犯罪等级的规定，仅有量刑的裁量“阈值”不同，在阈值内，即为量刑幅度，量刑幅度内是根据犯罪情节裁量，而“犯罪情节”的核心就是社会危险性的程度。而美国的法律要比我国法律“细致”的多，有着一整套犯罪“等级”的处罚规定(如“二级非法持有武器罪”)，按“等级”处罚完全是根据证据。应有有效证据的要素对刑事处罚进行“对号入座”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清楚了，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根据“社会危险程度进行相应处罚”，而美国法律是根据“确定的犯罪证据”要素按照进行级别不同进行对号确定级别犯罪和处罚。当然我国刑法也有罪刑相适应的法律规定，但罪刑相适应中的“罪”还是指犯罪的“社会危险性”。
由于两国的社会法律渊源不同，法律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，势必造成司法的差距。而法律社会功能的最终目的，两国情况应当说没有根本区别。
有分析说，周立波的美国犯罪，在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的情况下，预测不会重判，尤其是周立波的律师可能会与检察官达成诉讼交易（Pleabargain）而不上法庭，继而免除监禁。这就是美国的法律。
